各國領導人如今對很多經濟政策都不能達成共識﹐但有一點是他們一致點頭認可的﹐即中國應調整國內經濟﹐刺激更多國內消費。唯一的問題是具體應如何操作？很明顯﹐北京方面擔心轉型過快可能會對經濟造成破壞﹐並帶來政治上的不穩定。
無論這種轉型是否是主動為之﹐中國都不是第一個嘗試經濟轉型的國家。在這方面﹐中國領導人可向其一衣帶水的鄰邦日本借鑒經驗﹐尤其應具體研究該做什麼﹐不該做什麼。
日本在上世紀80和90年代成為出口大國﹐遵循的是和中國今天類似的戰略：決策者通過人為壓低工資和存款利率來阻止國內消費。另外﹐日本還對製造商提供低息貸款和資源補貼﹐包括將信貸風險社會化﹐從而鼓勵投資。
這種戰略帶來的一個後果就是﹐普通家庭實際上是通過較低的存款利率為廠商提供補貼﹐因為如此一來使得貸款利率也相對較低。當日本仍處於經濟擴張時(一如眼下的中國)﹐此舉相當於隱形債務減免﹐因為人為低利率意味著未來所還款項的實際價值可能會低於借款額。在這種情況下﹐借貸是明智之舉﹐哪怕投資在淨現值較低甚至為負的項目上也是劃算的。
中國目前的情況與彼時的日本十分相似：一方面是世界日益無法消化的貿易順差﹐一方面是大規模的錯誤投資。這種模式還扭曲了經濟增長的收入分配。在日本創造經濟奇跡的二十年里﹐家庭收入及消費相比整體國內生產總值(GDP)來說﹐增長緩慢。
跟日本相類似的這些問題可能會引起中國決策者的不安﹐但中國可以借鑒日本的經驗教訓﹐從而更為成功地向鼓勵國內消費的經濟模式過渡。
首先來看債務問題。造成日本高得驚人的債務水平其主要原因是﹐日本政府一直在以儘量不影響經濟發展為前提﹐向加大國內需求的方向轉型。日本債務數額按總值計接近其GDP的200%。日本利用公共財政為銀行善後﹐這些銀行早先曾根據產業政策提供了不盈利貸款。此外﹐日本還為大規模的公共建設提供資金﹐希望以此刺激消費。但這些舉措均未收到很大成效﹐幾乎沒有資金影響到消費層面。
與此同時﹐債台高築的日本最終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特別是因為很多債務的債主都是日本國內的普通儲戶﹐這些儲戶曾經被迫向出口企業提供數額等同於利率的補貼﹐這些錢積累到如今要由政府來還。這至少說明日本債務不像想象得那麼沉重。舉例來說﹐如果利率只有一半﹐也就是說包括隱形債務減免在內的實際債務負擔只有名義債務的一半﹐即約日本GDP的100%。雖然還是很高﹐但屬於可控範圍。在通貨緊縮的情況下﹐雖然實際利率較高﹐但名義利率幾乎為零﹐所以日本可以忽略其實際債務負擔﹐只要它可以不斷地將本金展期。
問題在於﹐只有利率保持在低水平的時候﹐債務才是可控的。一旦利率上升到接近於資金的真實經濟成本的水平﹐日本的實際債務負擔很快就會上升到名義水平。但繼續以家庭為犧牲壓制利率﹐只會減緩向消費拉動型增長的轉型過程﹐而這個轉型正是日本急需的。東京的決策者事實上是在做一道單項選擇題：加快增長拉動的再平衡過程﹐還是償還現有債務的利息。
留給北京的前車之鑒之一就是要避免落入這樣一個陷阱。聽起來或許很容易﹐畢竟中央政府債務才佔GDP的20%。但如果把地方債務和其他隱性負債算進來﹐債務總比例就會上升到遠高出60%的水平。而且這還是在認真地開始向國內消費轉型之前。中國必須小心避免像日本那樣通過不可持續的政府支出來減輕轉型產生的影響。
北京的決策者急於避免出現任何社會不和諧﹐任由再平衡過程自然發展、不需要讓政府幫助“維持秩序”的想法﹐在他們聽起來或許顯得很嚇人。但這裡至少有日本為中國帶來了一線希望：再平衡過程不一定會像表面上那樣影響政治穩定。
分析人士20年來面臨的最難解疑問之一在於﹐日本公眾是怎樣如此淡然地接受了1990年過後經濟增長的大幅減緩。答案在於日本經濟在進行一定程度的再平衡﹐雖然進行得不夠迅速。
人均GDP停滯不前﹐但人均消費則是另一幅面貌。按通貨緊縮和人口減少的因素調整後﹐實際人均家庭消費的增長在1990年過後只比1990年以前略有減緩。日本GDP增速的崩潰並沒有帶來日本消費增長的崩潰﹐因為在經濟實現再平衡的過程中﹐不管這一過程是多麼痛苦﹐至少有部分財富從政府和企業部門重新轉移到了家庭部門。
社會福利的轉移﹐通貨緊縮帶來的實際利率提高﹐以及本幣匯率的走強﹐都有助於將收入從政府、從出口企業、從資本密集型企業轉移到日本家庭。換句話說﹐經濟增長的放緩主要是由企業和政府承擔的。
日本的這些經驗說明﹐中國沒有必要害怕再平衡﹐只要決策者對這一過程處理得當即可。關鍵是要放手讓這一轉型過程展開﹐而不是因為擔心公眾的不滿而去妨礙它﹐這種不滿實際上或許並沒有表面上那樣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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