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人種教育的樹，才有今天的人才成蔭。然而洛桑管理學院的競爭力報告，清楚指出教育、環境和健康，是台灣未來最大的隱憂。
不論社會感受如何、政府是否滿意，剛剛出爐的瑞士洛桑管理學院IMD世界競爭力報告，清楚地說明台灣在不景氣中表現「堅韌」（resilient），寫在新聞稿中，傳遞到世界各國。
從整體排名來看，台灣在二○一一年IMD評比的五十九個國家與市場中，排名第六，是從一九九七年評比開始的十五年來，名次最高的一次（見表一）。
IMD競爭力排名，分析評量各經濟體運用各項能力，達到經濟發展與社會繁榮的目標，主要分為經濟表現、政府效能、企業效率、基礎建設四大面向，下面有二十大類指標。
從這四大面向的成績來看，明顯可以看出，台灣備受推崇的企業競爭力更上一層樓，而政府效能相對依然落後。最讓人擔憂的是，對於社會公平與未來競爭基礎的投資更是不足。
經濟表現進步企業效率第一
台灣今年進步最多的，就是經濟表現，從二○一○年的十六名，進步到第八名，從國內經濟，到國際貿易，到就業率的排名都有進步。
IMD研究員羅斯雷（Suzanne Rosselet）指出，與中國大陸簽訂ECFA（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的確是提升台灣經濟表現的一大因素。從投資、出口、貿易佔GDP的比重、觀光這些評比項目的成長，都可以看出。此外，ECFA還有間接心理影響，讓大家覺得台灣的不確定因素降低。
在經濟項目中，國際投資雖然較去年進步了八名，到第三十一，但仍是經濟中最弱的環節（見表二）。其中國際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比二○一○年還退步，全球排名四十八。
企業效率，向來是台灣經濟最堅強的部份，其中問卷調查評價台灣企業的調適力（adaptability of companies），更是高居世界第一。
培養人才與創新
永續競爭力
四大面向中，今年唯一整體倒退的，就是政府效能，比去年退步四名到第十名。其下公共財政、財政政策、商業法規等大類都退步，而社會架構更是退步了六名。
社會架構包含社會老化、吉尼係數、所得差距、機會平等、兩性平等等項目，表現退步與目前台灣社會對於階級差距擴大、無感復甦的情緒，相互吻合。這也是台灣未來競爭力的隱憂。而台灣競爭力更大的問題，出在基礎建設上，也是四大面向中最落後的一項，排名第十六。
基礎建設，才是未來競爭力的來源。但是其中健康環境與教育兩大類指標的排名，分別為二十七名與二十五名，在二十大類指標中落後。這其中的細項包括醫療基礎建設、醫療支出、能源強度（energy intensity）、碳排放量、生活品質等，以及教育投資、PISA成績、科學教育等項目。
這就難怪IMD的報告明白點出，台灣未來的首要挑戰，就是培養世界一流的人才與強化創新性研發。第二項是確保宜居的生活水準與維持永續環境。其他包括兩岸關係與貿易持續正常化、金融改革、加強公司治理。
IMD研究員羅斯雷指出，創新是可持續競爭力中的重要環節，而這與科技基礎、研發投入、教育、人才吸引力，都息息相關。台灣要持續競爭表現，甚至更上一層樓，就不能忽視這些面向。
政府效能才是競爭關鍵
從台灣拉大到世界，檢視今年IMD的全球排名，還可以看出幾個重點。
一、競爭力的關鍵不在規模，在掌握持續進步的基礎。
今年排行榜上，兩個經濟體並列第一名，一個是三億一千萬人口、坐擁龐大內需市場的美國，一個是人口不過七百萬、仰賴輸出國際的香港。
前十名中，有五個市場人口不到一千萬，兩千三百萬人的台灣，在其中算是中型國家。即使把名單再往下拉到前二十名，算是大型經濟體的也只有美國、英國、德國、中國大陸四個。
這些透露出重要的訊息，規模不是競爭力的關鍵。了解本身條件與優勢、追求卓越、持續進步，才是關鍵。
深陷金融風暴震央的美國，今年又重回第一名。研究員羅斯雷指出，除了美國有夠大的內需市場，更重要的，是美國的創新能力、科技發展、對於頂尖人才的培養與吸引，至今仍難以超越。改寫電腦產業的蘋果電腦、改變生活的谷歌與臉書，都是美國創新改變世界的例子。
二、政府效能，是未來競爭的新槓桿。
經濟先進國家，包括美國、德國、日本、比利時等，都是政府效能落後，靠企業效能往前衝。持續領先的香港、新加坡、澳洲，則是政府效能與企業效率平衡發展、進步。
在未來，政府支出比重愈來愈大，國家資本主義趨勢明顯，政府效能將是競爭力的關鍵。
三、疆界再起，自給自足愈來愈重要。
順應金融危機、原物料與糧食價格高漲的發展，各國開始走向自給自足。雖然還不到嚴重貿易壁壘的地步，但是的確出現當地化、重新召回製造工業的趨勢。
除了評比公布各國每年的競爭力排名，IMD同時匯整影響未來四十年全球競爭版圖的重要發展與趨勢，按照影響強度與發生時間排列，讓大家思考長期競爭發展上的新變化。
未來四十年的潮流
在今年的報告中，IMD列出了到二○五○年的重大影響趨勢：
預算赤字居高不下。美國、歐盟、英國、日本都面臨預算赤字的問題，必須縮減政府支出。
經濟復甦不同步。雖然景氣刺激方案已經發揮作用，全球步上復甦之路，但是結果不一。例如，希臘、葡萄牙還在蕭條中掙扎，但是中國面對的問題卻是經濟過熱。
大規模失業問題浮現。美國與歐洲的年失業率將達一○％，在ＯＥＣＤ已開發國家的失業人口將達兩千五百萬。青年失業問題尤其嚴重，美國與歐洲的青年失業率將到二○％，西班牙更高達四二％。
全球負債破表。G20國家的負債，從佔國民生產毛額GDP的七八％，一路上升到一○六％，甚至更高。美國政府負債已經超過十四兆美元，還沒有著落的社會保險、醫療保險等隱藏負債達一一○兆美元。
新全球品牌將從各地冒出頭來。從新興市場起家、十年前還名不見經傳的公司，將逐漸以自己的品牌，成為國際市場的要角。例如中國的海爾，就已經是全球最大的白色家電製造廠。
國家資本主義成流行。政府從經濟的利害相關人（stakeholder），變為持股人（shareholder）。政府參與經濟的比例增加，培植國家冠軍企業的重要性增加。也因此，已開發國家政府支出現在佔ＧＤＰ平均有五○％。
個人賦稅增加。當經濟走出衰退，政府將增加個人賦稅來平衡預算赤字，尤其會鎖定高所得者，因為社會普遍認為他們所得不成比例地高過一般人，又享高額紅利。而且，全球賦稅天堂已經被緊盯、逐漸消失中。
新中產階級改變經濟。中產階級數量從一九九○年的十四億兩千八百萬人，到二○三○年將增加到三十六億人，將大幅改變全球經濟體質，尤其是在亞洲、中歐、拉丁美洲。今天的印度，中產階級有五千萬人，到二○二五年，將成長十倍，達五億八千萬人。
經理人需求大增。印度、中國、俄羅斯、巴西等新興市場對管理要求增加，經理人的需求大增。高等教育也將從著重科學、工程，轉向重視商管教育發展。地方企業要成長到打入世界舞台，尤其需要財務、行銷和策略能力。
競爭模式從廉價勞力，移動到廉價腦力。印度、中國、俄羅斯每年生產出一千四百萬大學畢業生，和美國數量差不多。這群受過高等教育的年輕專業生力軍，薪資相對較低、可移動性又高，再加上透過科技，這群生力軍將可被全世界所用。
不同價值體系競爭加劇。隨著亞洲與中歐等新興市場的成功，「辛勤工作致富」的價值觀將與已開發經濟的「工作與生活平衡」價值觀競爭。
中國、印度、巴西、俄羅斯成為科技新勢力。其中中國、印度與俄羅斯重拾舊有的科技力量，外國企業不再猶豫把研發中心轉到這些有科學與創新傳統的新興市場。
退休年齡延後。歐洲與日本的退休金制度不再，三分之一的人口超過六十歲，甚至八十高齡的人口也達十分之一，退休年齡延到七十歲左右。尤其金融危機讓個人財富縮水，受薪階級迫不得已要延後退休。未來，愈來愈多百歲人瑞等著領退休金 。
社會資本主義慢慢接棒。在著重股東的企業資本主義、重視在地的國家資本主義之後，將走向社會資本主義時代。其中企業的角色將更轉向社會問題的解決者，例如加入解決環境問題、貧窮問題等，共創社會財富。
了解自身優勢與條件，並且掌握環境趨勢，才能在動態的競爭比較中維持表現、持續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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